婶子病了，肝癌晚期，住在县城医院的危重病房里。
接到堂弟的电话时我呆住了，翻来覆去问了好几次，最后才绝望地住了嘴。
撂了电话奔往医院，进到病房时我悬着的一颗心却扑通放下了。婶子在病床上坐着，背靠着床头和我堂弟在说话，精神看着还算可以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危重病人的样子，我心里立刻就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：“一定是医生弄错了！”
看到我进来，婶子满脸的褶子都笑成了花，拉着我坐下。我询问她的病情，果然如我预料一般，她也是说医生弄错了，其实就是炎症太大导致身体异常，输两天液消消炎就回去了。她说你看，慌里慌张来了，啥都没拿，头发都梳不成……
我说我一会儿回家给您拿梳子，您还需要啥我一起给您带来。她说啥都不要了，过两天就回家了，带那么多东西来，回去时候多麻烦。
聊着聊着她渐渐地倦了起来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总想闭上，却又硬撑着，让她躺下休息会儿，她不肯，拽着我的手不放，说再说会儿再说会儿。我执意扶她躺下，给她掖好被子，却被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说出了泪，她说：“不敢睡，不定啥时候就见不着了！”
我安慰着她，用手给她拢着头发，她闭上眼睛慢慢地不再作声，看样子是睡着了，却又睡不安生，皱着眉轻颤着，时不时动作很大地抽搐着。轻声询问堂弟，堂弟说已经确诊了，是肝癌晚期。
我的泪开始涌出来，擦都擦不完。
再去看她时我带了梳子，她很喜欢我给她梳头，很享受的样子，说等出院了让我带她去烫头，烫个好看的发型过新年。我自然是满口答应，甚至跟她因为烫个啥样的发型起了争执。
开始时候她能吃进点流食，我就给她熬了浓稠的小米粥，她总是很欢喜的样子，努力地吃小半碗。我开玩笑说你可多吃点啊，人老了不能瘦，胖点才富态哩。她很认真地点头，说对，对，多吃，我多吃。
可是很快，她的状况就糟糕了起来，虽然还能如常说话，但身子是软的，坐着的时候得旁边人扶住，不然就会倒向一边，像没根儿一样，熬的粥只能勉强地吃两三口。再过了两天，堂弟悄悄地叫住我，说别再熬粥了，她已经吃不进了，之所以强撑着喝两口，其实是因为怕冷了我的心。
我又一次泪如雨下。
人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，尤其是眼看着亲人被医生判了死刑时。你心里很清楚地知道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了，你恨不得时间就此静止不动，可时间的脚步反而移动得更快。你被心里的痛和酸楚压抑得喘不过气来，很想酣畅淋漓地痛哭一场，但却不能，更不敢，反而要装做淡若轻风的样子，说些安慰她的话。虽然知道她定然不信，但依然要装得认认真真，将这些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，说给她听，也说给自己听。
仿佛如此就真能够颠覆医生那个残酷的定论。
婶子也在装。
她是个很精明的人，自己的病有多嚴重她心里估计比谁都有数儿，不说别的，只说那种渗入骨髓心肺的痛就不可能是一般的症状。但她心知肚明地知道大家在骗她，却就是不揭穿，反而很配合，装作十分百分地相信你的话，甚至反过来安慰着你，或者和你商讨康复出院后的生活，很认真地计划着以后的日子。
大家都知道，那一切都是海市蜃楼，却一起憧憬着向往着。
双方突然都成了演技超高的演员，一起努力在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讨论得犹如真的一般，甚至说着说着笑出声来，愉快无比。
只有在离开病房，大家才敢很长地叹气，呼出一声唉，然后垂下泪来。
而病入膏肓的婶子，也只是在病床边暂时没人的时候才很沉重地哼出声来，只要有人在，她宁愿把嘴唇咬破也不哼一声。
羸弱的她就是这么坚强。
后来没办法，为了让她暂时地释放痛苦，我们总是借故离开病房。
悄悄地站在窗外，听她那压抑的沉闷的声音就如铁锤般击打在我们的心上，钝钝地疼，泪如雨下却又无能为力。
等到我们抹干泪回到病房的时候，脸如褶皱气球的婶子就会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来，那笑艰难地绽放在她蜡黄蜡黄的脸上，虚弱却灿烂，更加地让人揪心，而我们回应给她的，同样是苦不堪言却又云淡风轻的笑。
我们都不是演员，却都不约而同地在演戏。不敢说演技精湛，却绝对地入戏，绝对地情真意切，绝对地尽心竭力。
